导语

今年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。从2.24日开始，北京北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陆续推出《北咨说｜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专题》，述说十年来产业、交通、生态等重点领域的协同发展成效，研提未来落实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相关建议，一起来看看吧!

历史大势浩浩汤汤，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在紧要之处改变走向。京津冀协同发展之于北京，重要到事关城市功能定位和发展走向。作为国家重大战略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起笔是城市病，行笔是一体化，收笔是世界级城市群。十年磨一剑，京津冀协同发展成绩举世瞩目，三地发展的整体性、协同性明显增强，首都城市发展方式深刻转型，北京“大城市病”治理成效显著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北京大国首都的地位。

一、京津冀协同发展扭转北京三大态势，避免了迁都风险

遥想十年之前，北京人口快速膨胀，雾霾频发、交通拥堵、功能过速扩张、资源过度集中，虹吸效应引发了环京贫困带，北京得了“大城市病”、不宜居成为了共识。面对该种情况，再叠加当时的北京水资源匮乏、沙漠化威胁、国际交往设施总体水平不高等发展条件，学术界曾经进行了相关讨论，出现过迁都论、展都论、双都论、陪都论等观点。事实上，日本东京2000年前后在面对一系列严重的“城市病”问题时，的确也进行过迁都的讨论，并提出了10处新址方案，该种设想也曾经得到过日本政府最高层的赞同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为履行好首都职能，治理北京“大城市病”，推动实施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“牛鼻子”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势在必行。

十年来，北京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，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，基本改变北京原有的三大态势，北京作为大国首都的面貌焕然一新，如今迁都论早已烟消云散，北京筑牢了大国首都地位，开启了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。

京津冀协同发展助推北京改变了以下三大态势：

一是基本改变了北京单中心发展格局。存量上，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的资源要素逐步被疏解调整，一般制造业、区域性市场等功能被调整退出，北京市行政功能迁出中心城区，部分央企总部、高校等转移疏解渐次展开。增量上，禁限目录分区域、差别化地调控了产业类型和方向，资源要素流向由外直插中心城的态势被有效控制。空间布局上，由原来的自身分散发展，构建了以通勤圈、功能圈、产业圈为框架圈层结构的首都都市圈空间布局。北京内部，城市副中心作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，每年千亿级增量投资使原有资源流向发生偏转；城南、平原新城等区域发展提速，“一主一副”“三城一区”“双枢纽”等新增长极格局初现端倪，多中心结构正在加快形成，北京的区划分类正细化为中心城区、副中心、近郊区、远郊区。

二是基本改变了北京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超载的态势。2013年的京津冀，资源环境超载现象已经十分严重。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中有8个在京津冀，PM2.5浓度平均为106微克/立方米，超过标准2倍，高于全国74个城市平均水平，远高于长三角67、珠三角47的水平。频发的雾霾天气也直接加速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“横空出世”。十年后的今天，京津冀PM2.5平均浓度下降了60%、进入了“3时代”。水资源方面，十年前，北京市、天津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/20，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/7，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标准，属于极度缺水地区。水资源短缺和地下水超采严重，流域水质差，水资源流域的整体性和行政区划的分割性突出。密云水库蓄水从1999年的28亿立方米下降至2014年11亿立方米，官厅水库蓄水从5亿立方米下降至2014年1亿立方米，水资源衰减的趋势明显。十年后，密云水库蓄水量已经超过30亿立方米，官厅水库蓄水量已经超过6亿立方米。

三是基本改变了摊饼扩张的发展方式。北京是全国首个实施减量发展的城市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从总体上限定了人口、建设用地总量，明确了减人、减地、减功能的目标任务。北京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和毅力，在减量发展、疏解非首都功能中实现了量质双提，中心城人口自2016年起进入了拐点递减通道，城乡建设用地减量达到130平方公里，探索了在疏解中提升、在减量中发展的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实践，在更大空间、更宽维度中，既解决了自身发展困境，又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。

二、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了北京三大水平，整体格局更加晴朗有序

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北京的城市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，在其带动下，开启了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时代，开启了北京城市更新的时代，同时也拉开了市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帷幕。京津冀协同发展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，精细化治理存量老旧空间，优化提升了城市形态和风貌品质，北京在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道路上不断推陈出新。

总体看，京津冀协同发展助推北京提升了以下三大水平：

一是提升了宜居水平。“大城市病”的另一面是宜居。十年来，首都的宜居水平大幅提升，广大居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，天蓝水绿地净格局基本形成。2017年以来，北京实施了两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，疏解了动批等近千个区域性市场，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超3000家，治理了违章建筑、开墙打洞、无证无照经营、城乡结合部等一系列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固症顽疾，城市空间更加晴朗有序。广阳谷等森林公园进入城市，2023年北京市PM2.5年均浓度连续将至32微克/立方米，水生态和水环境品质大幅提高。此外，首都的基础设施加快完善，多条高铁、城际、高速建成通车，城市轨道交通超过1000公里，过年买票紧张局面大大缓解。此外，首都的文化韵味、服务设施品质等也有较大提升，宜居水平实现了较大跨越。

二是提升了精细化治理水平。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理念已融入经济社会各方面，推动形成了首都精细化治理的顶层设计。制定核心区、副中心控规，加强核心区、中心城、副中心、新城等区域的差别化管理，从规划资源上倾斜性支持承接功能类的新市镇、特色小城镇发展，建立了分层级、分圈层、功能错位、特色鲜明的全市域管控发展体系。此外，由功能疏解和减量发展所延伸出来诸多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新举措，也促使北京体系性出台了城市更新相关政策。比如，疏解转移后，腾退出了大量土地和空间，为更加高效集约利用这些空间，探索实施了以跨实施单位跨项目的组织实施机制等。又如在减量过程中，涌现出王四营乡、西红门镇等减量发展典型模式。王四营乡积极探索减量发展背景下绿隔地区的镇域统筹实施路径，以“四本账”推进规划先行总结历史账，算好规划账、时间账、实施效果账。

三是提升了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水平。京津冀层面，北京虹吸效应逐步减弱，科技创新、产业链条、营商环境等方面一体化程度日益深化，合力举办冬奥会，携手共建自贸区，协力实施政务服务“跨省通办”，三地正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融合。北京市内层面，通过疏解中心城功能、禁限目录、调控人口土地规划和指标等措施，促进资源要素向远郊区布局，尤其是向平原新城倾斜，改变了资源流向，解决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六区的问题。十年来，远郊区通过整体搬迁、办分校（院）、合作共建、委托管理等方式，承接了中心城的公共服务资源。中国民航信息集团、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等一批中心城企业转移到了远郊区。

面向未来，京津冀协同发展远未完成，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，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仍需付出艰辛努力。同时，距离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》明确的2030年时间节点日益临近，京津冀三地需要在开局（2014年-2020年）、破局（2021年-2025年）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实现成局（2026年-2030年）。“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”。在新的历史时期，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落实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承担更多职责使命，努力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、示范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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